2012年12月11日，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长江文艺出版社、佛山科学技术学院联合主办的“肖君和《龙须山》研讨会”在北京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召开。高建平、张炯、白烨、金惠敏、葛志强、郑永晓、路文彬、范玉刚、谭五昌、马季、周玉宁、丁国旗、肖君和等专家学者，以及《人民日报》、《中华读书报》、《文艺报》、《纳税人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媒体编辑记者出席了会议，会议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陈定家主持。下面将研讨会部分专家学者发言录音材料摘要发表于此，以飨读者。

一、《龙须山》：波澜壮阔的民族史诗

高建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副所长、文学理论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国际美学协会秘书长）

有人问我，在莫言小说中最喜欢哪一部，我的回答是《生死疲劳》。莫言的《生死疲劳》，把一段厚重的历史浓缩在一本书中，这是一种很受欢迎的写法。肖君和的《龙须山》也是这样，用一个地方、一个时代来表现一个民族、一个世纪的历史变迁，以小见大，展现了小说的史诗性魅力。小说所表现的这段历史，恰好是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的世纪，我们从一个处处挨打、担忧是不是会被开除球籍的贫穷落后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强国，这样一段历史，值得大书特书。长江文艺出版社能够在原创作品遭遇市场困境的时候，在文学几乎要被大多数人遗忘的情况，出版这样一部煌煌巨著，四大卷，220万字，这是对文学事业的有力扶持。作为职业的文学工作者，我们应该向作者和出版社表示热烈的祝贺，表达真诚的敬意。

吴双（长江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

我代表出版社说几句吧。老实说，出版大部头的原创作品，对出版社来说，确实是一种两难选择。就像前些年出版《大江东去》一样，我们的确有压力，小说虽好，但投资大，经济压力大，《龙须山》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认为，《龙须山》是一部中国农村百年变幻的雄奇史诗，是一轴斑斓多彩，触目惊心的画卷。作品深沉的历史背景、宏大的叙事架构、在当代文学史上罕见的中心主人公、形象丰满而形态各异的人物群落，以及曲折有致的故事情节，生动朴素的语言笔法，都决定了这部作品具有独特的价值。作品横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详细记录了一个世纪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几天我们重新解读辛亥革命以来的复杂历史，重温那段沉埋在时间深处的历史细节，对我们理解百年社会变迁和衡估当代文化现状都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今天，这部书能够得到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和北京的朋友们的重视，开这样一个高规格的研讨会，这既是对作品的一种检验，同时也使对出版工作者的一种鞭策。

张 炯（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

《龙须山》四卷是萧君和先生的新作，长达220万言，可谓一部煌煌巨著。小说描写了江西庐陵龙须山两个家族的百年史，描写了龙、须两家几代人经历辛亥革命后历史风云的变幻，在百年中国的曲折中，追随革命，参加革命，遭遇种种磨难，艰难奋斗，终于迎来改革开放后大好岁月。小说所写的故事错综复杂，情节波澜起伏，所写人物多达几十个，有种田人，普通妇女，乡村知识分子，前清官宦，商人，将军，大学教授，甚至还写到红军将领和毛泽东、朱德等领袖，以及不同时代不同嘴脸的各种小人物。小说所展现的赣中城乡及武汉等大城市的不同时代的景物和风土人情，也富于地方的色彩。长江文艺出版社致作者的信中说：“这是一部中国农村百年变幻的雄奇史诗，是一轴斑斓多彩，触目惊心的长幅画卷。作品深沉的历史背景、宏大的叙事架构、在当代文学史上罕见的中心主人公、形象丰满而形态各异的人物群落，以及曲折有致的故事情节，生动朴素的语言笔法，都决定了这部作品具有独特的价值。”我完全同意这样的评价。

在我国长篇小说的创作中，家族小说是重要的门类。古典名著《红楼梦》就是一部家族小说。它反映了我国封建时代贾氏家族兴极而衰、乃至败亡的历史。近年，像王旭峰的《茶人》三部曲、周大新的《》三部曲也都是相当成功的家族小说。不过它们描写的却是或以茶、或以丝为业的商人世家。《龙须山》的格局则开阔得多，它不但写了荣禄大夫须玉成的家族，还写了卷入辛亥革命的龙亢然的家族，通过两大家族的联姻和亲朋关系，写了龙腾庄和须扬村的许多人，并继以北伐后国共分裂，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共产党人发动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成立工农红军和赤卫队等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写了龙亢然及其女儿龙明惠等先后加入共产党和红军，英勇战斗，积极工作，虽被敌人抓捕，也不屈不挠，忠于革命。小说还写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后的各种运动，举凡“文化大革命”、“包产到户”等无不皆写到，通过书中龙、须两家后代及各种人物的不同命运，把百年中国的历史贯串起来，从而形成一部人物众多，故事曲折，内涵丰富，气势磅薄的历史画卷。在历史概括的深度和广阔方面，很像陈忠实的《白鹿原》。即使艺术表现还没有达到《白鹿原》的张力，而一部小说写了百年，历时十二载，《龙须山》又或过之。小说所表达和赞颂的我们民族“自强向上”精神，“忠信厚道”美德，足可为后人所珍鉴，具有重要的正面价值。这不能不是作者独到的贡献。为了写好这部小说，作者做了许多采访和调查，阅读了大量历史资料。其用功至堪令人钦佩！

我认识萧君和先生已多年，当年他赠我一本新著《文学引论》，该书以中国传统文论范畴“意象”为中心，建构一部很有特色的文学理论著作，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没有想到，他还是一位小说家。在多年不见后，忽然承赠《龙须山》这部巨作，实在叫我惊喜！这无疑是一部纪实性很强的作品，作者把自己和自己的许多亲友都写进小说，包括历史细节的纪实性的真实，都使读者读来富于现场感！如果说，作品还有不足之处，恐怕也在受作者自己所收集的材料之累，缺乏足够的剪裁、删舍和提炼，缺乏更多来自艺术灵性的虚构，而泥于史实，这就显得未能表现人物突出性格的情节过多，费在大小事件介绍的笔墨过多，而着力写人物的思想性格方面的笔墨却嫌不足。从而多少影响到全书的感人艺术魅力！因为小说毕竟与回忆录不同。它必须引人入胜，令人惊心动魄，深具震撼读者灵魂的艺术力量。当然，对于一部巨构，这些不足也许属于瑕不掩瑜。我热烈祝贺它的出版，祝贺萧君和先生多年努力的成果得以问世！并对他的赠书表达深切的感谢！

二、学者小说:近年长篇创作的重大收获

白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文学年鉴》副主编）

近年来学者小说已成为文坛上的一道风景，譬如说，在座的路文彬、社科院外文所的所长陈众议、二外的廖四平等学者都写过小说。肖君和作为一个文艺学、美学界的知名学者，为了这部小说，埋头写作八年多时间，从积累和酝酿看，应该说是几十年，这种精神令人感佩。《龙须山》纵向上看，时间跨度大，横向上可以说包罗万象，譬如说，家庭、家族、革命史、红军史……几乎无所不包，更重要的是，作者将众多线索交织在一起，杂而不乱。一开始，我看到介绍时，了解到这部书写了很多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我就担心这些重大题材很可能使小说疙里疙瘩，弄得有时候像虚构、有时候像纪实，有时候像史料，但读了一些章节后，我觉得作者处理得很漂亮，自然、流畅，此外，作者在表现辛亥革命以来的百年历史的同时，特别注重这样一个主题——人的解放。我们看到，很多小说在反思残酷的政治斗争对人性的伤害，但我觉得老肖在政治反思之外，主要是从人的解放角度来反思历史，这一视角，使得这部作品具有其他作品所不具备的人性深度或者说人文厚度。当然，由于作者长期埋头创作自己的小说，对小说的市场取向和阅读对象定位等问题在这些年的变化似乎了解不够，近年来，不少学者对长篇越写越长的趋向表示忧虑，我觉得这种忧虑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我觉得，一部作品要说什么和怎么说，其实不在篇幅上，譬如说《白鹿原》只有40万字，它也是一部百年史诗。当然，《龙须山》作为长篇巨制，这是由作者对作品基本框架的设想决定的，我们只要看看四卷的题目就可以看出，“栉风——沐雨——遇火——向荣”，这四大板块，决定作者不可能写三部或两部，而只能是现在这样一种面貌。

我每年都要写一篇年度长篇小说的综合报告，今年上半年，我感觉年度力作不多，与以往相比，似乎有走低趋势，但是下半年出现了《龙须山》等几部有分量的长篇，改变了我对长篇创作现状的基本看法，我觉得《龙须山》是本年度的一部史诗性的巨著，是近年来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重大收获。

金惠敏（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差异》主编）

肖君和先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是著名文艺理论家，是文艺学方法论思潮的主将，他悲怆的人生经历使他对文学艺术具有深刻独到的理解。他的这部洋洋220万字的作品，是一部宏大的历史史诗，史诗这个定义应该是相当准确的。从理论上讲，史诗有两种，一种讲述民族起源与发展的史诗，如《荷马史诗》等，一种是官方建构历史的史诗，如屋大维授意维吉尔创作的《埃涅阿斯纪》。我读《龙须山》在惊喜和钦佩之余，也有感到不满足的地方。譬如说，作者用自身的人生经历和小说创作去印证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正确性，从其实际创作情况看，对于肖君和这样的“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品，应该既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同时还要有超越现实生活的地方，所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小说，它理所当然要超越政治认识，正如托尔斯泰的小说一样，它既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同时还有超越生活的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就这一点而言，老肖在史诗的认识框架上似乎还缺少“小说大于政治”的气魄。

郑永晓（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文学所数字信息室主任）

我和《龙须山》很有缘分，肖老师的这部小说中的许多章节，实际上是在我们“中国文学网”上首发的。我们注意到，肖老师这样的长篇巨制，具有较高的点击率，这让人们感到很欣慰。刚才有的专家在谈论《龙须山》的历史意义和史诗品格问题，我觉得很受启发，想接着谈点看法。就文学与历史的关系而言，一般认为中国的史诗不够发达，但历代文学家大都具有深厚的历史修养和浓厚的历史兴味，譬如说，杜甫的诗歌就在很多方面比新旧唐书更具体、更深刻。同样，我注意到，肖先生的小说，在很多地方比我们从历史书上看到的情景要生动得多、鲜活得多。这部作品不仅是虚构的小说，有很多地方具有自传性因素，这使小说的真实性具有了更深厚的现实根基。我的另一点感想是，中国诗学，历来有诗人之诗和学人之诗的分别，譬如唐诗和宋诗，就有诗人之诗和学人之诗的差异，唐诗多感性色彩，宋诗重理性反思，肖老师是文论家，在他的作品中有许多哲理的思考和人生的思考，这些思考值得称道，它们使作品在思想和历史层面显得更为厚重，更为广博！

三、民族史诗：向革命史小说表达敬意

路文彬（北京语言大学教授，著名作家）

肖老师的这部小说，我倾向于把它看作是向中国革命史小说表达敬意的作品。我在看他的小说的时候，脑海里浮现的是《红旗谱》、《创业史》等史诗性小说的场景，它们在题材、主题和价值取向上具有惊人的一致性。但是，《龙须山》无疑丰富了十七年小说写作的内容，弥补了当代革命历史小说的某些不足。肖老师的部书是中华民族的百年史，也是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史，他把个人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融合在一起，在这个历史意识和民族意识日渐淡薄的时代，这一点尤为可贵。我注意到，小说写到知青的命运时，有不少更为接近历史真实的人物描写。譬如小说中的女知青刘雪琴在遭到侮辱之后，她没有像《生活的路》中娟娟那样结束自己的生命，也没有像叶瑛那样精神崩溃，而是从屈辱中站起来，忍受苦难，勇敢地面对生活，并最后成了一名受人尊敬的中医，这种人物的塑造，克服了过去众多作品中的一个最常见的弊病，即小说中致命的绝望。我觉得中国现代小说最大的缺憾是没有希望，鲁郭茅巴老曹的作品如果用一个词语来概括的话那就是“绝望”！在他们的作品里，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希望，巴金如此，老舍也是如此。鲁迅也不例外，他笔下的祥林嫂，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绝望地死去，譬如我们的兄弟阿Q，我们也只能怀着复杂的感情看着他死去。我们的文学作品如果不给人以希望，如果不承担拯救的责任的话，那么文学到底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这也是我对传统文学的价值一直抱怀疑态度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并不是说绝望不可以写，但是，当所有的小说都这么写的话，问题就很严重了。在这个意义上讲，肖先生的作品包含着自我拯救的特点，这可以说是小说的一个亮点。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亮点是，小说中对性爱的描写恰到好处，我依然可以把它看成是对十七年革命小说的一种完善。我们知道，爱情最重要的一点在于身体的出现，十七年小说中身体的缺席是一个重要的缺陷，那些革命者的身体是没有感觉的，性爱和人性都是严肃批判的对象。肖先生在作品中谈到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我们知道，恩格斯描述的普罗旺斯美妙的骑士之爱，实际上是通奸，也正是在通奸中身体的接触，导致了爱情火花的绽放。小说中性爱的描写与传统的革命小说相比，具有时代的超越性。

小说在有的地方过分倚仗或过分拘泥于现实中实有的事情，我们知道，事实并不等于真实，真实应该高于现实。书中有些血淋淋的场面太过现实，须厚道与明惠、翠花的关系也太过局限于现实，但这种太过接近现实的人物与场景，实际上恰恰违反了艺术真实原则。

范玉刚（中央党校教授，著名文化时评家）

这几天我在读肖先生小说的时候，多次被书中的人物和故事所感动，今天有重新读了第四卷中的部分章节，依然有不少地方让我深受感动。面对这样一部煌煌大著，我首先要表达的是发自内心的钦佩之意。在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肖先生十年磨一剑，精心构思、潜心写作，创作了这样一部纪念碑式的巨著，这种精神令人感佩。这部小说，以家族史表现民族史，以个人命运展现国家的命运，使中国南方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民间文化等，方方面面优秀的东西在小说中得到了传承和发扬，这既体现了史诗的文化价值，也完全符合十八大强调弘扬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在这一点上，反映中国社会百年变迁的《龙须山》，无愧于“民族史诗”的光荣称号。此外，这部恢弘巨著中，对一系列人物的塑造，包括人物性格和行动方面的创造性描写，都体现了作者对传统文化正面价值观念的坚守，譬如对人的尊重，对人性解放的追求，对正直善良品格的肯定等，价值取向的正确选择，是《龙须山》在文化意义上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我们注意到，这些年长篇小说的数量节节攀升，但小说的影响似乎越来越小，无论国际还是国内，情况都是这样。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与小说价值诉求不够清晰有关。我认为肖先生的小说在价值诉求上是积极向上的，是健康明朗的，他与当下流行的灰色格调有明显的区别，在这一点上，我同样应该向作者表示认同和敬意。当然，一部鸿篇巨制，总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与缺憾，我觉得作品在遵循严格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拘泥于生活经验的缺憾，在如何保持审美张力和艺术张力的问题上，在如何将写作素材上升到艺术呈现的问题上，大部头的作品一向难以做到尽善尽美，《龙须山》当然也不能例外。总之，我在这部史诗性巨著中见识了肖先生非凡的耐力和耐心，见识了肖先生的广博多闻，他的小说给了我很多惊喜，当然也有一些缺憾。

四、中华复兴：文化人的时代使命意识

谭五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北师大诗歌研究中心主任）

读肖君和先生的《龙须山》，我感到非常亲切，因为我也是江西人，书中的情景和人物让我这位老乡产生了深深的共鸣。大家对肖先生这部史诗性的著作的精彩之处进行了比较充分的分析，他的家国意识，他的人文情怀，他的道义担当，他驾驭大题材的超凡能力等等，我都很赞同，这里我作为一个肖先生的后辈同乡，就我对小说中有待商榷的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一是小说与历史的关系问题。自新文学以来，中国作家一直极为重视小说的历史维度，认为小说的使命主要是反映历史，如果作品没有反映历史，似乎就毫无价值。其实这个认识是值得怀疑的，肖先生坚持了小说反映历史的写法，这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好，事实上他的成功之处正在于此，但我觉得，《龙须山》作为小说，作为语言的艺术，其局限似乎也在于此。

我感觉这部小说，自始至终，具有昂扬的激情，作者把小说讲故事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一直让我产生这样一种印象，作者叙事故事的热情超过了艺术创作的热情。我觉得小说在表现百年革命史的过程中，这种厚重的史诗内容还包含着许多有待开掘的地方，如果有机会改编为影视作品的话，我建议作者可以找一个更好的切入点，有了独辟蹊径的新视角，或许同样的故事和人物能够表现出更为动人的艺术魅力。我觉得阿来的《尘埃落定》选择一个傻子视角看世界，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这种陌生化手法为小说创作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我觉得肖先生的小说在如何处理历史与文学关系的问题上，为我们提出了新的答案和思念的思考。我们一向认为，否具有诗意追求和诗性品质，是衡量一部小说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从这个角度来讲，《龙须山》在语言锤炼和诗意营造方面，似乎更接近历史的庄严和哲学的严谨，这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小说的诗意灵动性。

另外，我还有一点小小的建议，这是我读莫言小说收到的启发，看到火红的高粱成了莫言家乡的一道风景，我希望肖先生的作品在为了改编为影视作品时，我们家乡的红花草、紫云英或漫山遍野的杜鹃花，也将成为闻名遐迩的一道风景。

最后，我想说的是，肖先生具有高远的文学抱负或者说精神抱负，从他一再强调中华民族的复兴等言论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他的这种文化人的时代使命感，令人感动，令人敬佩。特别是在文化价值观甚为混乱的今天，这种使命意识，尤为可贵。

马季（中国作家协会著名评论家，网络文学研究专家）

当代作家似乎都有一个宏大的叙事梦想，但像肖君和先生这样实现这个梦想的人也不在少数。关于宏大叙事的优劣得失问题，过去已经有不少讨论了，尤其是新世纪以来，这个问题一直在不同场合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我们知道，宏大叙事要求作家知识面广，要有百科全书式的学识与素养，而这一点是很多作家所不具备的，不少宏大叙事的作品之所以不成功，可能就是知识贮备不够用。这当然还只是作者方面的原因，就读者而言，现在是一个数字化生存的时代，文化快餐化、阅读碎片化，使得百科全书的作品不易被读者接受。读者知识随即地挑选适合其阅读趣味的部分来阅读，因此，作者不少作者，在建构宏大叙事的史诗性作品时，会在结构等方面采取一些应对策略，譬如阿来的《空山》百万字的大部头，分五卷出版，每卷20来万字，采用“莲花瓣”结构，拆开可独立成篇，合起来则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市场易于消化，读者能够接受，再譬如说格非的“人面桃花”系列，就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三部曲，作者采用了一个“金字塔”式的结构，各篇之间也一样可分可合。

《龙须山》采用的是传统的史诗结构，历史框架固定了叙事模式，故事结构受历史线索的限制。这种写作当然还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肖先生的作品就是一个生动的证明。但这种叙事模式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譬如说，小说中部分人物命运的多样性和性格发展的鲜活性，在宏大叙事作品中，往往会受到历史逻辑的牵制，人物的个性特征往往会消融到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中，如果作品在规模上压缩为一到两卷的话，可以考虑以人物性格发展为主线，通过人物命运反映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不是相反。

我觉得肖先生的作品在处理故事结构和历史线索的过程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新的史诗性样品，作品中有许多值得深入研究的东西。我相信，作品的丰富性和深刻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显露出来。

五、从“家族史诗、“民族史诗”到“心灵史诗”

丁国旗（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中国中外文论学会副秘书长、中国马列文论学会副秘书长）

肖老师是文论和美学家的著名专家，他将自己研究了几十年的文学理论应用到文学创作之中，一出手就拿出了洋洋220多万字的大部头著作，这是在令人惊叹。读了小说之后，我有很多感受和心得，这里就三个问题简要谈点看法。第一是文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第二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第三是文学与历史的关系问题。

第一，从文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看，小说体现出了作者对家族、民族命运的热切关注，具有自觉的人文担当，在小说精神寄托和文化追求等方面，坚持了传统价值观。这一点是小说的一大亮点。

第二，就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而言，我想到了莫言最近说的一句话：“文学大于政治，超越于政治”。小说的成功之处和其局限性，在这一点上都有突出的表现。作品有强烈的倾向性，真实具体地展现了近百年中国人的社会政治生活场景，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认识功能和文化建构价值。但于此同时，由于小说的某些故事，太切近于政治，太接近历史事实，这也就有可能使小说的文学超越性受到影响。

第三，关于文学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家族的历史与民族的历史、历史事实与故事叙事等等，方方面面的线索和矛盾激烈碰撞，彼此纠结，相互呼应，这些复杂关系的处理增加了小说的历史深度和文化内涵，使小说的史诗性特征更为突出。但这种头绪复杂、线索纷繁的历史大场景写作，在题材和主题上如何突出小说的审美特征和艺术张力，这显然是对作者驾驭宏大历史题材能力的一种考验。由此我联想到刘震云的《重温一九四二》，现在正在北京各大影院公映，正火着呢。1942年河南一千万灾民流离失所，300饿死荒野，刘震云在写作之初，也和肖先生一样，进行了大量实地调研和查访，但作品交到冯小刚那里，冯导认为，题材固然震撼人心，但电影和小说一样，必须靠鲜活的人物说话，我们不能只有历史文献，只有调查数据，艺术作品需要活生生的人物和打动人的细节。文论家肖君和先生在这方面的努力是显而易见的，但我相信，在这个问题上，他肯定也有纠结的地方。

我觉得肖先生的小说写了近百年的历史，这段历史是我们所熟悉的，小说再现的一桩桩一件件历史事实，我们已经耳熟能详，我们的阅读期待是让我们感到新颖的东西，让我们感到与老生常谈不一样的东西，但小说在陌生化艺术处理方面既有收获，也还留有进一步发挥的余地。

总的说来，我完全同意各位专家对小说意义的肯定，我相信还有更多更深刻的东西还有待我们进一步认识。

陈定家（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

肖君和先生是一个传奇人物。他出生在江西农村，幸运地考上了广州的大学，因走白专道路，不幸被学校除名。他好不容易再次考上贵州大学，却因为敢说真话，竟然被再次开除。“文革”期间，还是因为政治原因惨遭迫害，被判刑15年。1979年平反后，肖先生在监狱中度过了12年零两个月的“囚徒岁月”。用肖君和自己的话说，中国的大帽子他差不多占齐了，平反的单子就有好几张。他出狱后不久，便由一个资料员和普通教师破格晋升为研究员、教授，真可谓是“旱地拔葱”，“一破到顶”。尽管肖先生在监狱中苦熬了12年多，1988年被破格升职时，他竟然是整个贵州省最年轻的教授、最年轻的研究员。

作为一位富有创新精神的学者，他在学术研究方面先后担任了一些重要职务，譬如说，贵州大学社科研究所所长，贵州省高校美学学会会长，广东佛山大学社科研究中心主任等职务。作为一个辛勤耕耘的著作者，他先后出版了30多部著作，他的学术成果，获得过许许多多的奖项，譬如：全国首届青年优秀图书奖、广东省首届“五个一”工程奖、黑龙江省优秀图书一等奖等。

肖先生的传奇经历，在不少报刊杂志上都有生动的记载，例如，《时代人物周刊》就发表过介绍肖君和的文章——《“社会政治文明”首倡者和他的“社会政治不文明”际遇》，文章指出，肖君和是中国首位涉足“政治文明”研究者，在他的文章发表十六年后，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正式提出“政治文明”概念，十六大期间，这一概念被写入党章。在《贵州名人纪实》丛书（贵州民族出版社2005年）中，《从“狂徒”、“囚犯”到学术奇才——肖君和的悲喜人生》的作者黄万机说，上世纪80年代以来，肖君和终于步入人生的康庄大道，在学术领域，一步踏出一朵莲花，一朵比一朵鲜艳夺目，令人惊羡。学术界前辈称他是“奇才”。而这位“奇才”的六十年间，却历尽人世的悲酸凄苦和喜悦甜蜜，很有传奇色彩。肖君和虽屡遭磨难，却毫不畏缩，再大的压力也绝不屈服，奋然抗争。这一性格特质，令人联想到元代戏剧大师关汉卿散曲《不伏老》中的铜豌豆，命运虽给他带来了多重磨难和牢狱之灾，却使他在学术研究中不畏权威，勇于创新，成就了一番“响当当”的事业。

肖君和的传奇经历，固然令人感动、令人感慨、令人感奋，但更让我感到震撼的还不是他的坎坷人生，而是他敢于直面现实、敢于怀疑一切的思想品格。他因被学校开除，也因此含冤入狱，也同样因此赢得了学术奇才的美誉。除了已被证明得时代风气之先的“政治文明”等概念外，他还有许多大胆的想法，正在接受时代发展的检验，譬如，十多年前，他就对片面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表示过深切的忧虑，他认为“经济文化建设为中心”才是当代中国开辟新纪元的中心课题。

昨天我在杜书瀛先生的新书中读到了他谈论肖君和学术思想的论述，杜书瀛先生说，肖君和运用系统论方法从 “人对艺术的需要”这一“艺术的缘起”出发，依次考察构成艺术系统的十个层次，颇富启示。杜先生这里所说的是肖先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学术贡献之一，那个时候，我还在一个偏远的乡村教书，从那时起，肖君和的学术思想就对我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多年以来，我一直想好好研究研究肖君和先生，事实上，我已经写了好几篇与肖先生相关的文章。我也参加过一些肖君和学术思想研讨会，譬如2006年那次“肖君和人口文艺学思想研讨会”，那是一次开得相当成功的会议，肖君和的一系列“想人之未想”的创造性学说，在会上得到了与会专家们的惊叹与赞扬。我记得姚朝文先生的著作《思想创新之光——肖君和学术思想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就是一本以肖先生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姚朝文说，萧君和“是个雷打不动的人,数十年如一日地构筑着他那惊人庞大的思想文化体系。他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文艺学、美学、哲学、思维科学、文化学、历史学、中华学、经济学乃至《红楼梦》研究这十大领域硕果累累。”读了姚朝文的著作后，我当即就写了一篇小文章：《了不起的肖君和》。我觉得，肖君和的这些成果，既是他历尽苦难，笑看炼狱生涯的应有报偿，也是他直面人生，疗治心灵巨创的必然收获。

在一个文学消亡之声不绝于耳的时代，一位年近七旬的退休教授，居然作者创作出一部220万字的长篇小说，这件事本身就具有非同一般的文化意义，这种文化意义迫使我们不得不打破“就文学谈文学”的思维定势，跳出惯常的文论与批评的学科界限，从非文学的视角，譬如说从社会历史的视角来阅读《龙须山》、研究《龙须山》。在我看来，肖君和出于春蚕吐丝的必要创作了《龙须山》，与其说他是在进行艺术创作，还不如说是在回顾历史、反思历史，同时也是在以他自己擅长的方式，建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倾向于认为，肖君和的《龙须山》，不仅是一部家族史诗，而且也是一部民族史诗，更可以说是一部心灵史诗。作品通过对中国社会百年变迁的现实主义描绘，呈现出了作者对社会的审察、对生活的体悟、对历史的反思、对时代的评判和对未来的憧憬。这样一部鸿篇巨制的历史意义、文化意义和文学意义，尽管我们暂时还无法准确估量，但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读者和批评家对《龙须山》的认识会逐渐加深，可以设想，如果《龙须山》的影视改编计划能够顺利实现的话，这部作品的方方面面的意义，必将得到广大读者和学术界应有的关注。

我们说《龙须山》是一部“家族史诗”，是一部“民族史诗”，同时也是“心灵史诗”，其主要依据是历史、作者和作品，这一结论是依据笔者与肖君和先生多年的交往与对话，以及对作品的整个创作历程的关注和了解，加之对作品初稿、二稿和定稿的研读所得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