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论与历史的关系问题上，童庆炳教授认为文学理论的研究不能一味地依赖哲学认识论二元对峙的概念来解决文学的本质、文学的真实和文学的典型等问题。文学理论的研究要与现实文学创作、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保持密切而生动的联系；更重要的是要与历史语境相关联，要解决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还需将其置于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在此基础上，他区分了“历史语境”与作为一般情况而存在的“历史背景”：“历史语境”是特殊的，而“历史背景”是普遍的，“要是我们文学研究都能进入历史语境，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揭示作家和作品的产生，文学现象的出现，文学问题的提出，文学思潮的更替，那么文学研究首先就会取得‘真实’的效果，在求真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求善求美”[1]。程正民教授也强调了回到历史语境的重要性，认为历史感缺失是影响当代文学理论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加深历史感是文论发展的正途。而文学理论的历史感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论从史出，历史是理论产生的基础和前提；一是文论研究必须重视历史语境，坚持历史优先的原则。文论研究要获得历史感，达到科学性，需要有实证的科学精神，在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方面下大功夫。

李春青教授进一步指出了回到历史语境需解决的几个问题：首先是如何回到历史语境的问题，有的学者提出要还原历史语境，有的则呼吁重建历史语境，还原是不可能的；一种话语在形成的时候牵扯到诸多关系，这些关系构成了语境，所谓重建历史语境就是把这个复杂的网络关系呈现出来，而应如何重建则有待解决。其次，如果文学研究回到了历史语境中去，那历史化、语境化的研究应该属于文学理论还是文学史的研究？如何在此种历史化的研究中坚持理论品格值得我们深思。邢建昌教授也就文学理论的学术品格与重建历史语境的关系问题发表了看法，其认为重建文学理论知识的社会历史语境与保持其理论本质并不矛盾，要改变的并非“本质”，而是“本质问题的提问方式”。“文学理论的地方化、历史化的叙事，也不是取消文学之为文学的某些共通性，而是提醒我们问题的限度：问题是在何种语境下由何而生以及它是怎样的，而并不是把文学理论知识的讲述现象化或零散化。文学理论固然不能够无视历史上存在的丰富的文学现象，但又不能够陷入对文学现象的局部的把握，更不能把对文学现象的局部把握当成对文学的一般认识。”[2]

二、理论的发展路径和走向

关于理论的发展路径和未来走向等问题，学者们也从不同角度出发进行了思考和梳理。其中话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文学理论的走向和文学理论研究的跨学科趋势。

1、文学理论的走向

尤西林教授梳理了中国文学理论元理论的百年嬗变，认为元理论对人文学科是至关重要的，其规定了相关学科的基本结构、理论对象及研究方法等内容，并具有价值意义上的引导作用。元理论是现代学术的前提性理论，也是反思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首要环节，其体现了现代学术的一个重要品质，即对研究对象之学术普遍性的明确说明。对元理论的重视即是强调要保持理论自身的普遍性和逻辑先在性，不是仅仅面对经验来言说，而是要有一个理论上的承诺和预设。他认为不管今天文学理论遇到多少困难，要想作为一个学科继续存在和发展，就必须保持学科自觉性，保持该学科与其元理论的密切关系。我们若不积极地反思，那文学理论就将面临逐渐走向消亡的危险。

与尤教授对元理论的重视不同，毛宣国教授认为当代文学理论的功用主要是对文学现象的“阐释”而不是为文学“立法”，也可以这样说，未来文学理论是走向阐释的理论。“之所以这样说，不仅是由于当下文学理论已呈现出一种走向阐释的趋势，而且还在于，无论是从中国还是西方的文学理论学术发展史来看，文学理论原本就是一门具有阐释意义的学科，它存在的主要价值是对文学活动与文学现象的解释与评价，而不是为文学立法。”[3]从“阐释”的角度来梳理文学理论学科的发展，更有助于处理好批评与创作，理论研究与现实关注之间的关系。

黄卓越教授则认为文艺理论作为一种学术概念，与现代学术体制及其思想的引入是有密切关系的，这个概念本身也包含有规范性和指导性。对这一学科历史形态的梳理和研究可以从多条线索入手。如果从概念的实际操作和使用看，主要表现为两种表述形态：在前期主要使用的是“批评”这一概念，（大约以50到60年代划界）之后开始逐渐使用“理论”这一概念。这两种概念的使用也主要是就主导方面而言的；在附属的意义上，在“批评”概念主导的时期也存在着“理论”的提法；在“理论”主导的时期也存在着批评的提法。近而言之，批评中包含着理论，理论中也包含着批评，但概念之间的差异也并不是没有意义的，而是或隐或显地包含着范式选择上的倾向。大约从80年代开始，“文学理论”这种提法成为强势性的话语，理论建构的冲动日益升温，这也与试图用哲学框架建构文学言说体系的努力有关，同时与国际思潮也有一定的关系。现在我们用来指称学科的术语仍然还是“文学理论”，但也出现了“理论之后”的提法。就中国的理论状况来看，是否也有一个“理论之后”的状况呢？文化研究思潮的引入造成了对文学理论的冲击，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也从一定范围内移动和改变了文论研究的走向。

2、文学理论研究的跨学科趋势

关于文学理论研究的跨学科问题，冯黎明教授从文学研究的知识学属性入手进行了论证。他认为“文学研究是一种反思性的、地方性的和前学科性的知识生产活动”，既然文学研究属于“前学科性知识”，那其也就不必也不可能受制于现代知识的学科化视野。赵宪章教授认为“跨学科”关键在于能“在不同的学科间发现新问题，或者说这些新问题只有在不同学科之间才能被发现”[4]。傅修延教授则具体从叙事学与文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入手，指出在文学理论与相关学科构成的星群或星云中，没有哪个学科处于众星拱月的核心位置，大家都是因为被相似问题吸引而聚集到一起的，学科意识太强不利于文学理论的发展，跨学科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抗拒中心意识，保持一种与线性思维相反的多维思维与灵活态度。

黄卓越教授总结了文化研究对中国文论的三个影响：首先，文化研究的引入对文学学科的传统界定提出了挑战，使原有的边界变得模糊和扩大了。从文化研究学者的视野来观察，随着后现代文化的扩张，多种传播技术的激变，带有一定自主性的公民社会或大众社会的形成，传统经典意义上以自我教育为中心的文学正在日趋边缘化，文学对社会生活以及心智情感的影响也在逐渐缩减或退化。因此有必要将研究的视野转向日益繁盛的大众文化、大众传播方式与日常生活方式等领域，并将文化研究中性别主义、后殖民主义、空间理论等纳入文学研究的视域，通过范围的扩充与理论的引入来改造旧有的学科模式，甚至拯救学科面临的危机。其次，研究模式的变化。传统的文学批评主要依仗的还是文本批评的方法，尽管其也会兼用社会批评与心理美学等方法，但一般还是以文本批评为旨归。后来引入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现象学等方法，也容易使我们将研究的重心置于文本的解析上来，造成文本中心主义的现象。文化研究者眼中的文化主要还是被看作一个循环的过程，因此有必要将过去忽视的生产与消费等环节都纳入到研究的程序中来。第三，文化研究的引入在很大程度上对文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对“求真性的假设”的信仰构成了某种反拨。过去，基于一种普范通行的传统意识，研究者们倾向于认为任何类型的作品都可以通过对实证细节的勘探与分析取得一种趋向于真实的结论（这种真实性包括事实之真，也包括思想与情感之真）。文化研究从对历史运动的观察中看到，历史与观念之间的关系是以一种更为深邃的方式建立起来的，一方面人们很真实地、个体化地或群体化地生活在历史当中；另一方面在历史的运行下也会存在一种或多种支配性的同时也是观念性的力量，这种力量在诸多因素的冲撞、纠缠、整合中逐渐成型，进而支配了历史的构建和运行， 其被称为“观念史的结构”，在很多情况下也可被称为“意识形态”，它是主观的同时也是客观的。从社会行为到符号化行为都很难不受到此种观念的影响。因此，文本能反映出某一个人或群体的想法和观念，而同时也会接受某种观念史的构型。如阶级、种族、性别等观念都会暗中支配我们的书写，支配我们对材料、主题等的处理。因此文化研究就更偏重于关注观念史的语法结构，落实到文学研究而言即是关注书写的隐在逻辑。赵勇教授也认为应该在文化研究中增加文学研究的维度，在文学研究中增加文化研究的维度，才有利于双方克服各自的缺陷，并形成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三、外来理论本土化问题

就文化交流中的“本土化”问题，李春青教授提出了中国学界进行“积极的本土化”的三个关键点：其一为尊重研究对象的独特性，调整研究方法以趋就之，而不是为了适应新的研究方法而扭曲研究对象；其二为“取其神而遗其形”，即通过阅读外来学术著作形成新的研究思路，学习不同于自身传统的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其三为在借鉴、接受西方学术理论与研究方法的时候，要保持一种“对话”的立场。傅其林教授总结了二十世纪国外文学理论本土化的四种模式，认为在多元并生的语境中每个人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反观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本土化的历程，我们应该更多地吸收西方先进的文学观念，并将之与传统文学观念相结合，来找到自己的声音，通过反思来建立中国文论的身份意识。

方维规教授通过对现代“文学”概念的梳理，思考了外国文化本土化到底在什么基础上“本土”，如何谨慎对待翻译过来的理论资源等问题。周启超教授反思了外国文论在中国的旅行和命运，提出新中国以来我们对外国文论的接收前三十年主要以苏俄的理论资源为主，后三十年则主要偏向于美英的理论资源，而有些转译和运用是存在问题的。对国外理论的吸收应尽量避免偏执和简单化，尽量做到全方位和多层次。而陶东风教授则以对“中国式的娱乐至死”的理解为例，说明了在分析中国的某种文化现象时，应充分挖掘造成这些现象的深层因素，不能简单地照搬外来的文化理论来图解本土的文化现象。

四、“个人主体”问题

王志耕教授在发言中提到：中国文化建设中缺乏的不是新人文精神，而是旧人文精神。旧人文主义的历史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为个体主义的重塑，个体主义发酵的结果导致了人之尊严的重塑和人之基本道德规范的重塑，人文主义坚守的是个体主义，而此种个体主义是道德的基础。二是建立了整体社会的契约意识。社会中个体的利益在此框架中方能得到完整实现。人本主义思想在当今中国文化建设中应得到足够的重视。在新时期文论建设中，如何重建意识形态价值的问题一直受到关注，因其涉及了中国当代文化的重建问题。以往的介入方式大体上有对“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强调，以大众文化理论为前提的文化批判，文化诗学和“新理性精神”（包含“新人文精神”）等。而实际上这些内容中都缺少了中国文化转型所必须的“旧人文主义”意义上的“人文精神”。如今的文论建设需要重新思考这一问题，即如何将人文主义中的“个体主义”融入其中；因为没有真正的个体主义，就没有“启蒙”；没有对“人是目的”这一思想的内在理解，也就没有所谓的“对话”精神。

陈剑澜先生指出中国现代性反思的实质性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利人的问题。现代社会要利的人是个人（或主体），这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以及西方古代和中古的主流文化中都是没有的。个人的观念最早出现在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市民社会中，在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中进入欧洲人的精神世界，十八世纪成为哲学的主体。其完整称谓是“自由、自主和自我决断的个人主体”。主体的正当性问题是现代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即在一个没有外来决定者和拯救者的世界中有限的个人主体如何成为天地间的立法者的问题。“人”（个人），即主体有两层含义：认知和道德主体（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现代社会中政治与法的权利主体（经验层次的）。因此，现代问题就包含了两面：一、主体如何成为认知和道德的依据，二、主体如何共同建立一个合乎理性的现代社会。在现代问题的结构中这两个方面是合二为一的。道德理想主义和哲学审美主义是八十年代思想的主流，但就是这两个主义阻隔了我们去反思实质性的政治自由以及由此延伸的公民身份问题。

李春青教授也认为在中国的思想文化观念中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个体意识，中国古代没有政治意义上的个体，主体就是群体。经过启蒙以后，个体意识流向了道德理想主义和审美主义，在纯经验的层面上寄托了我们对个体的诉求。所以个人只有在道德理想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意义上来寻求变成自由主体的方式。如宋儒寻求自我完善、浑然与天地同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自我欺骗。“内圣”与“外王”是难以统一的，儒学的道德理想可以作为一种道德选择，但要将其当作某种意识形态来统摄国家的发展恐怕是行不通的；而审美主义也只是一种乌托邦，难以解决实质性的问题。如何构建一种政治层面上的知识主体是需要我们探索和努力的，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对文学理论的发展有根本性的意义。

五、中国文论的发展

中国文论的中西碰撞、古今对接和现代转型等问题也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在中西碰撞方面，高建平教授认为，传统要活在今天就必须适时而变，在文学艺术的实践中也许就能化解古今中西的对立。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转型是非自然的，在很多方面具有被动性。但这种被动也不见得是坏事，它所带来的“影响的活力”能促进学术的发展。文化的相遇和碰撞会激发出许多东西，而在碰撞中我们应该保持一种健康的心态和姿态，不盲目自大也不盲目自卑，从而寻求塑造现实的和现代的中国文论之路。代迅教授则认为中国文论在话语方式上面临着危机，要解除危机需向西方文论严密的逻辑推理和分析方法取经，同时要“强化中国文论对于当今现实文艺生活的提问和解答能力，积极推动已经展开并且尚未完成的中国文论话语方式的现代转型”[5]。

关于中国文论的古今对接，徐亮教授认为，当代中国诗学要在中西碰撞中获得启发，实现新的发展，更需要从自身始源性的问题中获得理论能量。“如何找到古代先贤思想的主线，一条能够在今天不断产生回响并且能够持续发展的主线，找到这些思想在现代语境中的运作路径，以及其自我批判和发展的机制；如何找到一个源自人类生存的始源性的问题，找到它在诗学中的反应，这是理论之后背景下中国诗学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6]中国的始源性问题必然不同于西方，其在为中国文论的发展提供理论资源和创生路径的同时，也为西方诗学困境的解除提供了思路。党圣元教授也强调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应该彰显其自身“大文论”的品格，深化对于传统文论的整体性和价值意义的认识，同时使“国学”、文献学重新有效地回归传统文学批评史研究。刘绍瑾教授也认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论题的实质在于：如何运用中华民族自身的文论传统资源作为内在的基础和文化命脉，面对全球化程度日益加强的现实语境，处理好文论建设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创造出既有现代思维高度、又具有民族性的新的文论形态。他认为在中国文论古今对接的研究上，学术界存在着一定偏颇，夸大了传统与现代的断裂，但事实上传统不是铁板一块的活化石，而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开放系统；古代文论也是不断变化从而参与到传统的建设和更新中去的。李建中教授则通过对轴心期中国文化关键词创生路径的考察，来说明轴心期中国文化历经千百代而不衰并能跃入当代文化核心价值之建构，与其独具特色的创生路径是密不可分的，研究者应该回到天下一统的全学科状态中去考察关键词的生命，关键词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是词以通道的过程。